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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钱湖西岸有座陶公山。陶公山之南，由山腰至山麓临湖处，依势卧着建设、利民二村。这两座村子颇有些“生态博物馆”的意味：我在村中采风，村民们仍做着他们眼下的事。我和他们仿佛穿行于平行时空，擦肩而过却互不干扰。与陶公山隔湖相对的韩岭村曾如建设、利民二村，但终究被“中特古镇”的大潮吞没，早已“泯然众人”。
两村首尾相接、狭长弯曲，溜着山脚和湖岸的边，形如一块玉璜。从村头到村尾，是一条长街；从山脚到湖岸，是若干条短巷。滨水而居注定要行船打渔，因此每条短巷的尽头都是临湖埠头。长街连着氏族，短巷向着生计：这一切都不为浮华，仅为扎根生活，于是便不会出现朱雀桥、乌衣巷这样的大起大落。传说，一越国重臣自知不可与越王共乐，改其范姓为忻，隐于陶公山之南。建设、利民二村，纵然会有荣辱浮沉，但终究只是个给人们逃战乱、避灾祸的世外桃源。
现在，年轻人去了城市，远如北京、澳门。留守在陶公山之南的，几尽上了年纪的人。他们有自己的一片天地，一片真切而非虚拟的天地。他们享受着那些实实在在能带给自己温暖和快乐的东西：身上的阳光和手头的工作等等。
二二年十二月，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让救护车的警笛声像薄雾一样笼罩了城市。不过，对于陶公山之南的人们来说，渡过这场灾难显得那么轻描淡写。桥边修渔网的师傅、作坊里木讷的老木匠和窗边织毛衣的老太太，他们的脸上也许平添了几道皱纹、他们的头顶也许掉落了一些发丝，但一切似乎都没怎么变。
灾难过后的次年一月，从利民村往建设村走的我适逢几位老人。他们在墙根的低矮石凳上坐成一排，面着快要落到陶公山背后的太阳。正是在那一刻我想到，这些沐浴着夕阳的人，已然成为了战胜灾难的英雄。
告别陶公山之南后的一个早晨，雨滴正在天空纷乱地飘。我站在医院门口，闭上眼的一瞬间，耳边可怕的轰鸣把我吞没。我把手里的诊断书团进口袋，问自己：我到底有没有渡过那场“灾难”，亦或是我早已死于那场“灾难”……
李家琛，二零二三年四月于宁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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